2013年4月，内地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发布了《2012年中国环境绿皮书》。同往年一样，“自然之友”在报告书中对2012年全国31个省会及直辖市城市空气质量进行了排名。榜单很快引来媒体的竞相追逐。“北京连续3年垫底末三”“成都直跌9名降至第二十八”，排名的升降及幅度均牵动着关注者的神经。

“自然之友”制作的这份榜单，以环保部发布的数据为基础，根据空气质量达二级以上天数的多少排名。某地当日的各项空气污染物指标，包括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PM10均不超过国家空气质量标准二级限值，即认定该地当日的空气质量在二级以上，属于“优或良”级别。

根据上述标准，全国31个省会城市与直辖市中，海口、昆明、拉萨拔得空气质量前三位，乌鲁木齐、北京、兰州包揽后三位。其中，海口2012年全年的空气质量处于官方认定的“优良”状态，而连年霸占榜单倒数席位的北京则有84天处于“污染”状态。

无力接轨的环保标准

在更大范围的城市空气质量比较中，海口和北京一样达不到及格线。2011年，世界卫生组织搜集并公布了规模前所未有的城市空气质量数据汇总情况，其中一份名单以可吸入颗粒物PM10为空气污染指标，对全球91个国家1081个城市进行了排名。收入其中的31个中国城市里，表现最好的海口仅排在榜单第814位，它的污染物浓度相当于美国的贝克斯菲尔德市，但后者在名单收录的300多个美国城市里却是空气最差的。

整体空气质量比中国还要差的国家，在名单里只剩下蒙古、部分非洲国家，以及印度等南亚国家和伊朗等西亚国家。中国城市排名最末位的兰州在国际榜单中名列第1058位，但它还不是空气最差的城市，印度德里、蒙古乌兰巴托、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等城市空气污染比兰州还要严重。

当中国“优良空气”接洽国际标准“好空气”，内地主要大城市的空气质量普遍处在不及格水平。

在空气质量达标与否的标准判定上，主要大国分歧明显。比如在可吸入颗粒物PM10指标上，中国自1996年制定并沿用至今的空气质量标准认定，年均浓度在100微克/立方米以下即为达标，而美国环保署将该数值定在40，世界卫生组织则将健康要求的准则值定在20，针对发展中国家另设有70的推荐最低限值。

假若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中国PM10年均浓度最低的城市海口也未能满足公众健康的基本要求。2012年12月，亚洲开发银行一项分析中国环境的报告指出，中国500个大型城市中，只有不到1%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指导值。

2012年，中国环保部制定更严格的空气质量标准，纳入细颗粒物PM2.5等新的空气污染物指标，与世界卫生组织为发展中国家推荐的第一阶段过渡值靠拢。标准定于2016年正式实施，但自2013年元旦起，全国已有74个城市试点运行。2013年4月，环保部发布第一季度74个城市空气质量报告，新的官方结果前所未有地令人悲观。74个城市空气处于新标准污染状态的天数，比未污染的天数还要多。这也验证此前环境学界的判断，“假若立刻执行新的空气质量评价体系，全国将会有2/3的城市达不到空气质量要求。”

空气污染的“中国特色”

伴随着高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国的空气污染具备鲜明的“中国特色”。在2013年全国两会上，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回应公众改善空气质量的呼吁时说，“现在面对的大气污染成因复杂，既要治理和控制一次污染物，还要控制二次污染物；既要治理常规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还要治理PM2.5污染等新出现的大气污染问题，难度和复杂性可想而知。”

回顾欧美国家治理大气污染的历史，它们的确曾经历循序渐进的过程。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欧美国家以治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为主，90年代以后才开始转向以治理细颗粒物PM2.5为主。由于大气中的PM2.5一部分来自污染源的直接排放，更多的一部分来自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气体污染物发生的物理和化学转化，这种治理因而显得水到渠成。

“与发达国家经历的空气污染过程相比，我们国家的空气污染现状显得非常特殊。国外的空气污染物问题是逐个出现逐个解决，而国内现阶段面临的是，很多种类的污染物同时出现高浓度的爆发。”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胡敏曾向《凤凰周刊》记者解释说。

这种需要治理众多种类空气污染物面临的困境，集中体现在2012年前后环保部修改《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过程中。在2011年以前，学界以外极少有人知悉PM2.5这一空气污染术语。2011年年末的全国大范围灰霾天，以及微博上广为流传的“美驻华使馆PM2.5监测数据”，引爆了随后举国热议PM2.5的环境事件。在前所未有的压力下，环保部门开始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于2012年决定把PM2.5列入新的空气质量监测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在2013年一项空气质量管理评估报告中指出，根据2012年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大陆33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不能达到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PM10年平均浓度二级标准的城市数量分别为18个、51个和201个。即使不考虑PM2.5和臭氧污染的问题，也有216个城市的空气质量不能达到年平均浓度国家标准，占城市总数的2/3。这意味着，不管是新的PM2.5指标，还是旧的PM10指标，都难以准确涵盖中国城市的空气质量问题。中国的空气污染防治，需要自主探索多种污染物整体达标的中国标准。

空气污染的“中国特色”不仅体现在众多的污染物本身，也相应地呈现在种类繁多的污染源清单上。工业废气、汽车尾气、燃煤烟尘、建筑扬尘已是众所周知的空气污染来源，它们排放的污染物对空气质量影响举足轻重，而其他一些污染源也已经贴上鲜明的中国标签。

相比冬季燃煤供暖、露天垃圾焚烧，餐饮油气与烟花爆竹则是相对不为人知或未被重视的“中国特色”空气污染源。根据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王跃思的研究，北京2013年元月霾天期间，餐饮源对PM2.5的贡献占到13%，这一比重几乎与北京地面扬尘和工业排放对PM2.5的贡献总值相当。而且，北京市餐饮业的污染物排放近年来还在呈快速上升趋势。

“燃放烟花爆竹也能造成短时间内PM2.5浓度的暴增，这些污染物遭遇无风静稳天气时便会在大气中飘浮数小时，甚至可能成为引发地区性重霾的导火线。”王跃思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他们详尽分析了春节和元宵节期间各小时各类空气污染物的浓度和成分。结果显示，北京地区燃放的大量烟花爆竹，要为北京2013年2月霾天的部分重污染时段负责。

一损俱损的污染“连坐”

中国空气污染不仅呈现出上述复杂一面，还体现在空气污染波及面大，区域影响广泛上。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中国空气质量真正达到优良水准的地级以上城市屈指可数，而部分地区已出现成片城市的“沦丧”。

2012年10月，环保部发布《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大气污染防控重点从原来的“三区六群”正式扩展到“三区十群”，再次佐证这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区、辽宁中部、山东半岛、武汉及其周边、湖南长株潭、台湾海峡西岸等9个区域是先前已经划定的大气污染治理重点。新规划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山西中北部、陕西关中、甘宁、新疆乌鲁木齐城市群4地。至此，大气污染区域重点共涉及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积超过130万平方公里，占据国土面积的1/7。

2013年5月，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等发表在《科学通报》上的结果显示，雾霾问题已经覆盖到整张中国地图。研究指出中国已形成九大霾区，其中4个地区的区域性霾问题最严重。京津冀地区以及周边山东、河南等地是华北一大霾区；华东霾区的主体是长三角地区，但已经涵盖湖北、安徽等地；华南霾区则是以珠三角为中心，向两翼的广东、广西蔓延；西南区的四川盆地则不幸成为中国的新霾区。

中国空气污染区域化的加剧，也与空气污染物的转变有关。亚洲开发银行2012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从传统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指标来说，中国的空气质量在从1999年到2009年这10年期间有所改善。但这种单个气态污染物指标的改善主要发生在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速度较低的中小城市，大城市的空气污染总体上要变得更为复杂和严重。

中国空气污染的这种复杂性几乎能令专业之外的人士瞠目，一地焚烧秸秆甚至能跨省市地影响空气质量。2012年6月，武汉、南京等地先后出现空气呈黄色的严重霾天。6月初，武汉坊间一度传言空气刺鼻是当地化工厂爆炸所致，而官方对此隐瞒不报。当地政府起初一再澄清未发现有工厂爆炸，但表示“污染原因有待查明”。事后调查发现，武汉、南京连续出现黄色雾霾，是周边地区大量焚烧秸秆，加上当地气象条件不利于污染物扩散所致。但很多人当时并不相信此解释。

《凤凰周刊》记者当时曾在环保部网站上连续数日查看秸秆焚烧遥感监测日报，并向业内人士作请教，结论基本与官方解释相符，“山东、河南、安徽三地是那几天秸秆焚烧的重灾区，湖北武汉、江苏南京等地的环保部门背了黑锅。”学者研究显示，在初夏深秋季节，中国农村地区秸杆焚烧对区域大气PM2.5污染贡献显著，常引发区域性的大范围霾污染。在长三角地区，5、6月间和9、10月间短期内大范围的秸秆燃烧，不但影响跨省市的空气质量，甚至成为跨国界的空气污染源。

河南焚烧秸秆可能引起一场湖北的灰霾天，而乌鲁木齐的一场沙尘暴完全可以影响到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庄国顺课题组长期关注“中国大气污染物气溶胶的形成机制及其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这一项目刚刚荣获201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复旦大学的研究表明，除了生物质燃烧、机动车尾气，中长途传输的沙尘同样是我国沿海大城市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2007年5月，源自中国西北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一场沙尘暴被带到数千米的高空，在13天内绕地球走了一圈多。2010年3月，来自塔克拉玛干沙漠和蒙古戈壁区域的尘沙，不仅造成北方地区严重的大范围沙尘天气，还导致上海、福建、广东等省市，甚至韩国、日本等地的大气污染加重。